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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企业改制方案里充满着悲悯的情怀,心里面有国家,更有人民！”首长的这个评价,是真正读懂了赵无极的改革方案的。
作为重生者,对于国企改制这一块,赵无极最怕的是重蹈平行时空覆辙,一是数万亿国有资产被贱卖,二是数千万下岗职工陷入生活的绝境。
或许,站在历史的高度看,赵无极的改制方案,除了这两条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外,其他的内容,譬如操作层面的一些东西,与平行时空的改革也大同小异。
有些观念,赵无极此时还没有提出,譬如“国退民进”,因为一个县域的企业改制,与这种带有整体性和全局性的理念,还有一定的“距离”。
……
有了中央的“尚方宝剑”,卢江县委和赵无极的动作都快了起来。
5月24日,星期天,卢江县委召开县委常委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全体县委常委、非常委的副县长以及县委办主任陈立德、政府办主任宋克非、县人大主任尤轶农、县政协主席关儒林等人。
会上,胡永生传达了中央关于设立卢江县为“县域经济发展试点县”的通知,同时向会议报告了赵无极撰写的《卢江县企业改制暨工业发展方案》。
胡永生首先强调,这个方案,中央已经批准,因此,常委们就不要议论要不要实施这个方案了,而是要将思维的重点放在如何实施这个方案,全县干部必须统一思想认识。统一行动指挥。
但是,“兴高采烈”的胡永生没有想到,当他把“统一思想认识,统一行动指挥”两句话讲出来后,立即就遭到了与会者的“质疑”。
他们“质疑”的。不是“县域经济发展试点县”本身,也不是“企业改制方案”本身,而是为什么中央会专门对卢江作出这样的决定。
虽然,他们这种“质疑”的语气是委婉的,语调是温柔的,但在胡永生听来。却有如“晴天霹雳”！因为他有些“得意忘形”了,他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先与县人大、政协以及委常委们通气,然后再上报中央。
而赵无极在听到“质疑”声后,也猛然想起所谓“组织程序”的问题,胡永生此举。显然是不太讲规矩了。
经过艰难的挣扎和考虑,胡永生只得承认是他自己的“过失”。他说,赵无极同志在写出企业改制方案后,他的本意是拿到省里以私人身份请求省里专家和省委领导提意见的,谁知省委领导看到方案后,很高兴地就拉着他到了京都,直接去请示中央。而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看了改制方案后,也非常赞同,于是便有了这样的结果。
胡永生这样一解释,众人的气也就差不多消了,至少表面上是如此。那么,中央此举有没有违反组织程序呢?当然没有！一国之最高政权,有权对领土内的任务事项作出直接指示或命令,其责任则由最高政权承担。
如果最高权力机关有一个命令,必须层层传达,才算符合什么。那么这个国家就永远谈不上“快速反应”。
胡永生承认了错误,承担了责任,但赵无极却知道,这些人的“质疑”并不是针对胡永生去的,而是针对赵无极来的。
不过。赵无极也没表示什么。该他说的话他才说,不该他说的话他又何必说。是骡子是马,先溜溜再说。这些人的“质疑”,有可能看不惯赵无极火箭式的上升,有可能看不惯要“挖社会主义墙角”,甚至也有可能是受到了某些企业的影响。
赵无极对那32家企业的《建议书》,同样保持着“质疑”,他觉得,内在的原因不会那么简单。
在“中央”二字的压迫之下,常委会议做出了两个“决定”和成立了两个“机构”。两个决定是:《卢江县委关于贯彻落实中央“县域经济发展试点县”精神努力发展卢江经济的决定》和《卢江县委关于加快推进企业改革的决定》。
两个机构,一是“卢江县县域经济发展领导小组”,二是“卢江县企业改革领导小组”。
卢江县县域经济发展领导小组。组长:胡永生;副组长:安福林、赵无极;成员:尤轶农、关儒林、李江林、刘昌平、袁永庆、赵历法、陈文敏、吴宗康。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陈立德。
卢江县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组长:胡永生;副组长:安福林、赵无极;成员:郑丹强、许蜀康、张圣元、李江林、李苹、刘昌平、孟恩远、袁永庆。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袁永庆。
两个决定,争议不大,但两个“机构”却引发了争论甚至争吵。
这两个机构的人员组成名单,之所以引发“争吵”,在于赵无极最初拿出的名单,并不是这样子的。在赵无极看来,“经济发展领导小组”,县委挂帅没问题,但成员应以县政府方面的领导为主,再加上县计委、县工业局、县轻工局、二轻局、县财政局等相关职能局即可;而“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因为涉及到的问题更深一些,赵无极拟就的名单里包括县人大、县政协领导,以及县计委、县警察局、县工业局等相关职能局。
但是,“职能局”领导进入领导小组,当即遭到了否定,理由只有一个:级别不够。补充意见是,这些职能局可以进入办公室组成人员名单。另外,在企业改革名单中,人大尤轶龙、政协关儒林两人,却表示不愿意担任相关职务。他们的理由是:改革是个新事物,他们并不是很懂。
最后就变成了上面,而且人员几乎“膨胀”了近一倍的名单。赵无极也只得同意,他知道,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华夏的体制以及办事习惯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扭转的。
在两个机构中,胡永生和安福林两人,虽然是“组长”和“副组长”,但实际上是不管事的,真正负责的是赵无极。但加进来这么多人,赵无极在有一个想法后,必须先在“领导小组”内部做通工作,然后才能形成方案。
做人的思想工作,赵无极并不怕。但这样的体制放在其他地方,谁有赵无极那逆天的能力,以及直通中央的背景?
或许,从这小小的“人员名单”上,也就可以理解了,为什么华夏改革几十年,人们真正记得住的却只有“包产到户”、“下岗工人”等少数几个词汇,前者是农民的首创,后者是一个时代的伤痛。
……
常委会议是是“政治会议”和“组织会议”,这个会议后,就是正股级以上党员干部参加的“全县干部大会”,这个大会,就叫“动员大会”。
根据赵无极的想法,在“动员大会”之前,应该召开一个企业负责人的“意见征求会”,但遭到了胡永生的否定;在“动员大会”之后,还应该有几个专门性的工作会议,即按照赵无极最初给胡永生说的那些,譬如调查研究,譬如建言献策等,在调查研究里还有“清产核资”项目,那需要用到相当多的财会人员和监察人员,抽调哪些人员,也确实需要研究,并要与主管部门领导通气。
动员大会的召开,代表东风吹,战鼓擂,事情就可开干了！于是,赵无极便以“常务副组长”的身份提议,召开一个“企业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以便确定抽调各单位人员。但是,除胡永生、安福林表示同意外,郑丹强、许蜀康、张圣元、刘昌平、孟恩远等人都表示,“赵书记,些许小事,你以领导小组的名义发个文就是,没必要再开一个会议了吧?”
赵无极想了想也对,便炮制了一个文件,抽调包括财政局、工商局、税务局、工业局、轻工局,以及部分企业的财会人员以及县纪委的工作人员,拟组成至少5个调查组,深入各企业清产核资。
纪委的工作人员非常积极,接到电话后,立即赶到了县委会议室报到,等待分组;其他部门的人员也来得不慢,在接到电话之后的半个小时内也赶到了会议室。
由于赵无极对各单位的业务骨干人员并不清楚,因此来的这些人,赵无极觉得他们老的老,小的小,还有两位同志明显身体有病,但他并没有深思,还以为各单位的人员构成本来就是这样的。
根据赵无极的计划,这些人到了会议室后,要填一张昨时借调到“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的表格,这个表格,自然是赵无极设计的,需要填写的项目并不多,但大多集中在学历、所学专业、原单位所从事工作以及年限等。
当办公室工作人员,即赵无极自己的通讯员文达把各单位派来人员填写完的表格,汇总到一张表格上交给赵无极时,赵无极连续发出了几声冷笑:尼媒,这就是国内的“非暴力不合作”?(未完待续。欢迎您来起点投推荐票、月票,。手机用户请到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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