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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付宋军的西征，西夏制定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策略:一手加紧备战，企图夺回失地，一手展开外交攻势，请出后台靠山——游说辽国，请求辽国干预，另一方面积极向宋朝请求和谈。
但是战事进行了半年之后，形势发生了大变。辽天庆八年，完颜阿骨打逼辽册封为帝时，要辽册其为大圣大明皇帝，双方几经使臣来往，未取得统一。辽朝方面认为‘大圣’二字与其先世称号相同，要金重议称号，天庆十年辽派使者向金转达了这一意见。阿骨打大怒，认为这是辽不愿册封而又害怕金进攻所用缓兵之计，当即决定出兵攻辽。
四月，阿骨打亲自出征，分兵三路，日行数百里昼夜兼程，直奔辽都城上京。当时辽帝耶律延禧正在外地狩猎，五月，金军便抵达上京城下，阿骨打亲自督战，从早晨发起进攻，不到中午，辽上京留守挞不也就率众出降，上京城即为金所攻占。
至此，辽已失去了将近一半的州郡，辽帝耶律延禧日夜忧惧，把珠玉珍玩打了五百多包，备了二千匹骏马出逃，他扬言道：“我和宋朝是兄弟，和西夏是舅甥，到哪里都不失一生富贵！”随后他逃到辽、夏、宋，三国交界的西京大同府，可是不久宋金已就联合灭辽达成了‘海上之盟’，只是双方还未正式宣战，但全面灭辽的序幕已经拉开。
就在西夏积极斡旋之际，西征的宋军越打越勇。连下数州，晋王兵败失踪，献王嵬名安惠兵败自杀殉国，大将萧合达阵前被斩。损军十五万之多，灵州也已经变成了人家的囊中物。可宋军似乎还不罢休，他们的斥候已经频繁出现在静、定、怀，三州境内，最远已达百里之外的骆驼巷，有挥军过河兵进兴庆府之意。
现在局势发展到这种程度，辽国自顾不暇，让西夏措手不及。请求辽国干预两国战事已无可能，他们能做的也就是当当和事佬、和和稀泥、做个见证人，像过去那样强势出兵威胁边境，指颐气使的对大宋下命令的时代一去不返了。而宋国对求和的使者态度暧昧。先答应又反悔，至今没有定议。
现在宋军打到了家门口，西夏上下陷入了恐慌之中，朝中大臣也分成了两派，主战者坚决要求点集河西诸州所有兵马。强征十三岁以上男子组成大军过河与宋军决战，收复失地；主和者却认为，河南之地尽失，没了灵州的粮草、盐州的财税、横山的兵源之地。拿什么去拼，竭河西之力也恐怕难以取胜。弄不好反而会激起民变，被宋军灭国。还是和谈为上，等缓过气来再图河南。
双方争执不下，李乾顺此时也没了主意，常常是彻夜难眠，国难之时思良将，他这时最想的人就是御弟察哥啊！有他在时，朝中那些武臣哪敢造次，大小豪强都是战战兢兢，吐蕃也不敢妄动。虽然他兵败大宋，可是世上哪有常胜将军，起码他可以稳住国内，领兵对敌。李乾顺的思念似乎感动了上天，就在此时静州来人报告，晋王回来了
察哥的脚再次踏进兴庆府的时候真是恍如隔世一般，这段日子让他难以回首。那日在思兔河他费尽心思说服了那个宋朝王爷，自己才得以脱身，谁知道才出虎口又入狼穴，在他休息的时候居然被一帮马贼给抓了，只因他们身上有几件宝物才让马贼们觉得他们有些油水，想日后收取赎金才留得性命。
察哥本想亮明身份让马贼放了自己，可是却又怕马贼们贪图赏金再把自己送给宋军，只能以两军交战，信息难通为由拖延时日。这帮马贼便将他们送到大漠中巢穴，每日替他们做苦役。察哥也想逃，可是在大漠中没有吃喝，没有马匹，不知途径，放他走也走不出去啊，只有苦捱！
这种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察哥他们一过就是一个多月，想他一个王爷哪里干过粗活，挨打受骂肯定是免不了的，可谓是度日如年。时间长了，马贼他们老实，放松了警惕，终于在前些日子趁替马贼牧马的机会逃了出来，路上喝马血、吃马肉、喝马尿，把这辈子的苦都吃尽了
等察哥回到夏境，才发现宋军已经攻下了灵州城，饮马黄河，陈兵都城之下，西夏已经到了灭国的边缘，那燕亲王并没有遵守和他达成的协定――兵止夏州，而是打到了家门口。这时察哥隐隐感到自己被算计了，可却又拿不准，如果是想杀了自己，只需在思兔河动手就行了，那时自己被追的像条狗似的，根本就逃不出他的手心；如果不是那样，必是贪图自己的许诺的条件，他想要东西，可那就没必要在半道截了自己囚禁这么长时间
赵柽这些日子也很忙，这个档口又快到了天宁节――他爹赵佶的生日，赵柽便从灵州故宫中挑选了一批书画文物，连带伪献王嵬名安惠的印信，灵州地区的地图账册，装了五十箱，又选当地出产的骏马百匹，命见喜为生辰使押着寿礼回京给皇上贺寿。
贺寿是其一，烦心事还很多，灵州城经过大战和月余的围困，可谓百业萧条，物价飞涨，城中人心惶惶，户户闭门，街上少有行人，笼罩着一片死气。赵柽命人出榜安民，派遣执法队上街巡逻，纠察违纪士兵，防止兵丁扰民；随后又率众将到城中最大的金光寺礼佛，布施百万钱请高僧为死者做九日水陆道场，超度亡魂，对城破之日死伤的百姓予以抚恤、医治。同时开仓放粮，平价出售给百姓，稳定物价，设置粥棚赈济孤老，出动民夫修缮毁于兵火的房屋。
这一系列的措施实施后，城中商铺开门陆续开始营业，紧接着开始有商队进入灵州城，收购货物，出售物品，城中人心趋稳，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热闹。赵柽却不敢松一口气，灵州的官吏和部族首领，当地豪强在战争中或死或逃，十不存一，基层政权几乎被破坏殆尽，人口流散，大片土地成了无主之地。
长期的战争使边疆地区的农业生产遭受到严重的破坏，社会经济崩溃，因此战后社会秩序的重建，必须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作为基础。所以当务之急一是重建经济体系；二是如何巩固边疆，收长治久安之效，将河套地区变成战略后方。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历代中央王朝的主要威胁都是来自于北方的游牧民族，这主要是因为在谋生条件相对容易的地方，人们无需耗费过多的精力去同大自然斗争，而在生存条件恶劣的游牧地区，财富是牛羊而不是土地，掠夺要比生产容易的多，因而游牧民族往往能征善战，攻城掠地成了家常便饭。草原社会的统治又不是像中国那样以土地所有权为基准的，没有一个单独的牧场是有价值的，因为没有一个牧场经得起长时期的放牧，因此移动权比居住权更为重要；在食物缺乏的时候，他们对中原王朝的兴趣远远大于中原农耕对草原的兴趣，所以他们的矛盾是不可能调和的。
灵夏地区处于宋朝的西北边陲，是丝绸之路的枢纽，是中国与南亚、中亚、西亚以及欧洲联系的前沿要冲，自汉朝以来的历代中央王朝对其战略地位都极为重视。此时宋朝面临的正面威胁来自草原游牧契丹建立的辽国，侧翼是来自西北党项民族占据的草原绿洲和沙漠绿洲。随着女真的崛起游牧民族必将深入中国内地，要防止女真的继续南下，大宋就必须进占更远的据点以攻防草原的侧翼，而西域的绿洲就必将成为赵柽重点的经略区域。
为了应对游牧民族对中原王朝的侵袭，历代中原王朝对西北边疆的安全威胁可谓伤透了脑筋。修建长城、开发西北边疆都与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有关，游牧民族敌对势力的侵犯对中原造成了重大的威胁，由于受政治局势、国力强弱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中国历代中央王朝经营西北的策略各有不同，既有积极的军事征服政策，也有被动保守的和亲政策和羁縻笼络政策，对远悬塞外地域的悠忽远近的游牧民族来说，这些政策大都是应时之策。
从汉代开始至今，军事征服常常是历代中央王朝统一西北初期采用的策略，虽得一时之效，但难以长久。汉武帝对匈奴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最后也是以‘罢轮台屯田诏’而从西域撤回军事力量。
“军事征服，一时之效！”赵柽通过此次远征明白了这个道理，军事征讨之所以难有久远之效，主要原因是西北远离内地，地广人稀，大批军队进军作战，后勤补给十分困难。即使战争取得了胜利，如果驻扎大量军队，国防耗费过大，反之则难以巩固战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