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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回馈大伙的支持，发一篇以前写的短篇作品《以太》，由于某些原因没有发表过的，就算，不要深究~
一篇比较正统的短篇科幻作品，分五天左右发完吧。【文字首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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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忽然想起22岁那年的冬天午后。我的右边坐着一对非常漂亮的双胞胎姐妹，叽叽喳喳聊着天，左边坐着一个胖家伙，抱着瓶碳酸饮料不停给自己续杯，我的碟子里是冷掉的鸡肉、乳酪和切碎的甘蓝，如今我已经记不得那些食物的味道，只记得夹通心粉的时候掉了一些在我崭新的条纹长裤上，整个宴席的后半段，我一直在擦拭长裤上新月形的污痕，留鸡肉在盘子里渐渐变冷。为掩饰尴尬，我试图与双胞胎姐妹找个话题聊聊，但她们似乎对大学生活不感兴趣，我也不懂得马尾辫的几种绑法。
这场宴会显得极其漫长，一个又一个人站起来无休无止地举杯致辞，我一次又一次随他们举起高脚杯，啜饮苹果汁，明知没有任何人会注意到我的举动。宴会的主题是什么？婚礼、节庆还是丰收？我记不清。那时我无数次隔着四张桌子偷偷我的父亲，他忙于与同样年纪、长着浓密胡须和酒糟鼻的朋友们聊天喝酒，说着粗鲁的笑话，直到宴会结束都不曾向我投诸一线目光。乐师疲惫地将小提琴装进琴匣、主妇开始收拾狼籍杯盘，醉醺醺的父亲终于发现我的存在，摇晃着庞大的身躯走来，嘟囔着说：“你还在啊？叫你妈来开车。”
“不。我自己回去。”我站起来盯着地面说，用力揉搓长裤上的污迹直到手指发白。
“随便。跟你的小朋友们聊得好吗？”他四处张望。
我没有回答，握紧拳头，感觉血液向头部聚集。他们不是我的朋友。他们只是孩子而已，十一二岁的小孩，而我已经二十二岁，即将从大学毕业，在城市里，我有我的朋友和骄傲，在那里，没有人拿我当孩子待、把我安排在一桌儿童中间、在我的高脚杯中倒满甜苹果汁而不是白葡萄酒，在我走入餐馆的时候，侍者会殷勤地接过我的外套叫我一声“先生”，若不小心将通心粉掉在长裤上，我的女伴会温柔地用湿巾擦去污迹，我是成年人了，我想要成年人的话题，而不是在愚蠢的乡村宴会中被当做学龄儿童对待。
“……去你的！”我终于说，然后头也不回地走掉。
那年我二十二岁。
我努力睁开眼睛，天色已经完全暗了，屋子笼罩在对街脱衣舞俱乐部的霓虹灯光芒中。起居室里只有电脑屏幕闪闪发亮。我揉着太阳穴，从沙发上缓缓坐起，端起咖啡桌上的半杯波旁威士忌一饮而尽。这是本周第几次在沙发上睡着了？我应该上查查，四十五岁的单身男人在周日下午窝在家里独自上直至进入一场充满闪回童年经历梦境的睡眠是否有益于身心健康，但头痛告诉我不必打开搜索引擎就能知道：这种无聊的生活在谋杀我的脑细胞。
喂，在吗。液晶屏幕上roy说。
在。我从烟灰缸上找到半截雪茄，弹掉烟灰，划火柴点燃，斜靠在沙发上单手打字。
你知道吗，他们开了一个讨论组专门讨论如何用肉眼分别蓝鳍金枪鱼与马苏金枪鱼生鱼片。roy说。
你参加了吗？我吐出一口瑞士机制雪茄充满草腥味的烟雾。
没有，我觉得这个比前一个讨论组更无聊，你知道的，“硬币自然坠落正反面概率长期观察”小组。roy打出表示无奈的符号。
可是你参加那个小组来着。
是的，我连续十五天、每天抛硬币二十次，然后将测试结果反馈给讨论组。
后来呢？
越来越趋近常数05呗。roy给我一个苦笑。
你们根本就知道这是必然结果啊。我说。
当然，可络如此无聊，总得找点事干呢。roy说。要不要一起参加“肉眼分别蓝鳍金枪鱼与马苏金枪鱼生鱼片”小组？
免了，我宁肯去小说。雪茄快烧完了，我拿起威士忌酒杯，呸呸吐出嘴里苦涩的唾液。
小说、杂志、电影、电视都让我发疯。总有一天，我会被无趣的世界杀死。roy打了个大大的句号，下线了。
我关掉对话框，登陆几个文学和社交站想找感兴趣的文章，但正如从未谋面的友roy所说，一切正向着越来越无趣的方向发展，在我年轻时，络上充满观点、思想与情绪，热血的年轻人在虚拟世界展开苏格拉底式的激烈辩论，才华横溢的厌世者通过文学表达对新生活的渴望，我可以在电脑屏幕前静坐整个晚上，超链接带领我的灵魂经历一次又一次热闹的旅行。如今，我浏览那么多站头条与要闻，没有找到一个值得点击的标题。
这种感觉令人厌恶，又似曾相识。
我点开常去的社区站头条新闻“民众在市政府前游行示威抗议钓鱼者对蚯蚓的不人道行为”：视频窗口弹出，一群穿着花花绿绿衣衫的年轻人左手拎着啤酒右手举着歪歪扭扭的牌子站在市政广场，标语牌上写着“坚决反对切断蚯蚓”、“你的鱼饵是我的邻居”、“蚯蚓和你家的狗一样会感觉到痛”。
他们没有其他事情可干了吗？就算游行示威，不能找个更有意义的话题吗？我的头痛袭来，于是关掉显示器，倒在棕色的旧沙发里，疲惫地闭上眼睛。
2，
四十五岁贫穷单身汉在城市这个庞大资源聚合体中显得无足轻重，我每周工作三天，每天工作四个小时，主要职责是“在满足条件的申请书中挑选出个人情感认同的”，在计算机抢走大部分人类饭碗的今天，在政府部门以“个人情感”因素审批特殊贫困津贴的申请书几乎是份完美的工作，它不需要任何培训背景或知识储备，当局认为在自动审核通过的众多特殊贫困津贴申请书中挑选幸运者应当适度体现冰冷规章制度之外的人情味，故聘请社会各阶层人士包括我这样的失败者参与此项工作，每周一、三、五的上午我从租住的公寓乘坐地铁来到社会保障局那间小小的、与三名同事共享的办公室，坐在电脑前，把电子印章盖在屏幕中比较顺眼的申请书上，名额时多时少，通常盖三十个印章后我的工作就结束了，余下的时间可以找人聊聊天喝喝咖啡吃两个百吉饼，直到下班铃打响。
与此前无数个周一相同，我完成四个小时的工作，打卡后离开社会保障局的灰色花岗岩大楼，走向不远处的地铁站。地铁站门口通常有个单人乐队的表演者在单调鼓声中吹着刺耳的小号，经过身边的时候那个阴郁的表演者总盯着我的眼睛或许是因为几年来我没给过他一分钱让我感到不快。猫抓玻璃一样的小号声果然响起，让我昨天尚未痊愈的头痛蠢蠢欲动，我决心向反方向走一个街区，去上一个地铁站搭地铁。
上午下了一点小雨，地面湿润，扎辫子的滑板少年飞速掠过，两只鸽子站在咖啡馆的招牌上嘀嘀咕咕。橱窗映出我的影子：身穿过时的黄色风衣的瘦削半秃中年人，长着一个与我父亲一摸一样的酒糟鼻子。我摸摸鼻子，不禁想起我久未谋面的父亲，准确地说，自从二十二岁的宴会后就再未见面的父亲。母亲给我的电话中有时会谈起他，我知道他还住在农场，养着一些牛，留着几颗苹果树用来酿酒，但酒精毁了他的肝，医生说他没办法再喝酒了，直到科学家们发明肝癌的治疗方法。说实话我并不感觉悲伤，尽管我的红鼻子和宽大的骨架完全继承了他的血统，但我整个后半生都在逃避父亲的影子，避免自己成为那样自私、狭隘与嗜酒的肥胖老头，如今我发现，唯有避免肥胖这一点，我做到了。他人生最大的亮点是娶到了我母亲。我连这一点亮点都没有。
“站住！”一声大喝打断我的自怨自艾。几个穿着黑色连帽衫的人越过车流向这边快速跑来，两名警察挥舞警棍跌跌撞撞穿过刹停的汽车追赶着，一名警察吹响哨子，另一人大声喊叫。
驾驶员的叫骂声与汽车鸣笛声响成一片。我将身体贴近咖啡馆的橱窗。别惹麻烦。父亲络腮胡子中因劣质雪茄而泛黄的牙齿在眼前闪现。穿黑色连帽衫的人撞倒路边的垃圾桶，从我身边跑过，一个、两个，一共四个人，我装作毫不在意，但发现他们都穿着帆布鞋。是年轻人。谁年轻时没有穿过脏兮兮的帆布鞋呢。我低头自己脚上暗淡无光的棕色系带皮鞋，鞋面因长时间穿着产生一道道褶皱，像我照镜子时极力回避的额头的皱纹。
忽然有人伸出手挡住望着脚面的视线，探进风衣兜里拉出我的右手，我感觉手心传来滑稽的瘙痒那人用手指在我掌心画着什么图案。我惊诧地抬起头来，停在我面前的是第四个黑衣人，身材矮小，兜帽罩住眼睛，他迅速地在我手中画着什么，然后拍拍我的手掌说：“你明白吗？”
“快点！”三个连帽衫在呼唤，第四个人回头望一眼越追越近的警察，丢下我向伙伴们飞奔而去。警察气喘吁吁地追来，“站住！”其中一个声音嘶哑地喊道，另一个口中含着哨子，吹出断断续续的哨音。我确信他们越过我的时候扭头了我一眼，但两位警官没有说什么，挥舞警棍跑远。
逃的人和追的人转过花店所在的街角，不见了。潮湿的街道上汽车开始移动，行人穿梭，彷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只有我的右手，残留着陌生人指尖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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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旧吗？”我公寓楼下那间餐馆的女侍应皮笑肉不笑地问我，“当然。”我不假思索地说，“……等等，再加一份腌熏三文鱼。”已经转身走开的女侍应从肩头比划一个ok的手势。
“有什么事发生吗？鉴于你会更改你的食谱。”我唯一可以称得上朋友的熟人、同样在社会保障局工作的瘦子带着不讨人喜欢的笑容问。瘦子有一种特质，能准确嗅出每个人身上分泌的荷尔蒙味道，落座后的短短五分钟里，他已经鉴定出一个老处女、一对男同性恋、一个饥渴到可以跟送披萨小弟上床的中年怨妇、一个**过度的用哥哥身份证买到啤酒的高中生和一个性生活和谐的残疾人。
“说真的，一个坐轮椅的人怎么可能性生活和谐？”我端起杯子喝口凉啤酒。
“瘫痪的部位越高，**的可能性越高。”瘦子用长而弯曲的手臂在自己的脊椎上比划着。“而你呢，一定遇到了一个令人心动的姑娘。她是金发对吗？”他的灰眼珠带着窥探**的愉悦光芒。
“扯淡。我下午碰到示威游行，你知道，视频中那些呼吁给蚯蚓人道主义关怀的小痞子。”我摇摇头，“谢谢。”我接过女侍应递来的盘子，肉丸三明治配腌黄瓜，万年不变的晚餐食谱。
“无聊。”瘦子摇摇头。“说起来，你知道吗……‘马铃薯’这个词来源于牙买加的阿拉瓦语。”
我恍惚觉得他说后半句话的时候声音有点奇怪，仿佛嗓子里哽了块什么东西，或许是凉啤酒让我的耳鸣复发了。“不知道。我也没兴趣学习一种已灭亡的语言。”我把腌黄瓜送进嘴里。
瘦子有些惊异地睁大灰眼睛：“你没兴趣谈这个话题？”
他的声音正常了。是耳鸣。我得去医生，如果今年医疗保险没有超额的话。“完全没兴趣。”我嘴里含着食物嘟囔着。
“好吧。”他失望地低下头，把玩着啤酒杯。女侍应将他的晚餐放在桌上，又将我的腌熏三文鱼递给我，“说真的，你们两个有空的话得出去玩玩。比如脱衣舞俱乐部什么的。”她扫了一眼我们脸上的表情，撇撇嘴，走开了。
我和瘦子扭头街对面灯红酒绿的俱乐部，没做声。我伸手从他盘子里拿出两根薯条塞进嘴里，将腌熏三文鱼向他那边推了推，“你有没有觉得我们最近聊天缺乏有趣的话题。”我说。
“你也有这个感觉？”瘦子惊奇道，“除了我的性能力鉴定之外，几乎找不到任何可以谈论的东西了。我也是这一两年发现聊天变得没趣起来。”
“也许是我们都老了？”我不情愿地缩回拿薯条的右手，手背上有一块显眼的色斑，刚出现没多久，就像二十二岁那年长裤上的污迹，令人难堪。
“我刚四十二岁！西蒙尼斯四十一岁才赢得威尔士公开赛！”瘦子叫道，右手的薯条在空中飞舞，“一定是单调的工作让我们变成这样，等退休以后一切都会不同，对吗老兄？”
“但愿如此。”我心不在焉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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