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十 天津教案（第11页）

的强硬外交政策，得到了大多数百姓的赞同，他们对“含垢忍辱”

者的愤慨，多少也是我们民族自尊心的表现。

但是，他们却不懂得审时度势，对中西冲突中的双方实力根本就不了解，夜郎自大，一心只想着“决战”

和“雪耻”

，而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并无实际应该采取的行动，实际的“决战”

准备就更谈不上了。

奕旧照

以奕为代表的“论势者”

派，包括崇厚、董恂、宝、沈桂芬、丁汝昌等人，他们多为直接和外国人打交道的外交大臣，或封疆大吏。

他们认为中国的将兵武器根本不能和外国相比，皇宫曾经迁逃热河就说明了这一点。

因此他们认为只有解除彼此的争端，保存和局，中国才有徐图自强的可能。

他们这种从现实出发、考虑到未来的态度，也有可以借鉴之处。

然而他们违背民心，不顾国家尊严，缺少民族气节，因此时人和后人都以之为耻。

曾国藩历来与奕等人就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而崇厚又是与他共同办案的人，所以他比较偏向“论势者”

这一方。

其实，曾国藩自己何尝不愿意做一个“论理者”

，维护我们民族的尊严，维护国家的主权。

西方列强与中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实质上是以武力为后盾的，他们除了运用武力野蛮地掠夺中国外，在外交上也以武力相威胁，或者用武力得到外交所得不到的实惠。

天津教案发生后，法国和其他的帝国主义列强互相勾结，与英、美等六国联合抗议清廷。

曾国藩非常了解侵略者的这套把戏，他懂得对待武力的威胁，武力的防备是必须的。

他在六月二十八日的奏折中是这样描述他的想法的：“洋人遇事专论强弱，不论是非，兵力愈多，挟制愈甚。

若中国无备，则势焰张；若其有备，和议或稍易定。

现令张秋全队九千人拔赴沧州一带，略资防御。

李鸿章前往潼关，臣已致函商谕，万一事急，恐须统率所部由秦入燕。

此时陕回屡受大创，若令李鸿章入陕之师移缓就急，迅赴畿疆，办理自为得力。”

九月初九日，他又奏请将福建船政局购办的京米留下两万石放在天津，用以满足李鸿章军及刘铭传军之需。

接着于七月十九日奏请檄令刘铭传赶到天津去亲自带领铭军。

这些措施表明，曾国藩知道如何防范侵略者的外交。

同时，他下定决心，即使事情发生突变，他也做好了一切准备。

在来天津前便“自誓效命疆场”

，即使是丢掉性命也在所不惜。

他向皇上也表达了自己尽忠的决心：“臣自咸丰三年带兵，早矢效命疆场之志。

今兹事虽急，病虽深，而此志坚实，毫无顾畏。

平日颇知持正理而畏清议，亦不肯因外国要挟尽变常度。”

然而，曾国藩在天津的涉外活动，却丝毫没有显示出一点要“效命疆场”

的痕迹，而是完全遵从了李鸿章运筹的“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

的策略，事事处处给侵略者让步，最后滥杀无辜的中国人，向侵略者赔款赔罪才把这件案子了结。

这种言行的不一致，仅仅用道德修养是不能够解释清楚的，而是由于他在办案过程中对中外形势进行了周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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